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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合计占比达到64.8%。这两项收入的增减,直接决定着民众是否有钱可花。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深入推进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的背景下,招商蛇口旗下招商积余(001914.SZ)作为物业资产管理与服务的平台企业,以“提质增效”为主线,通过精细化运营、市场化拓展与数智化转型三大引擎,2024年实现营收与利润双增长,截止2024年末在管物业项目2,296个,管理面积3.65亿平方米,发展前景长期向好。
罗森:“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最早由一位德国地理学家提出。他在中国旅行时发现了这条通向西方的贸易路线,并为它命名为“丝绸之路”。但这样的定义过于单一,并没有考虑贸易的双向性。他并未考虑从西方输入的马匹。若中国不将大量丝绸运往新疆阿勒泰换取马匹,这种贸易就不会存在。阿勒泰位于新疆北部,马匹主要通过这里进入内地。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背景是,当时,蒙古地区被匈奴控制,他们无法从北方获得马匹,只能转向西北,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到达新疆和宁夏。这一转变非常重要,大约从秦朝开始,秦朝修建了长城,以抵挡匈奴的南侵,但也让匈奴变得更加强大,因为这让匈奴知道了进攻的方向:如果没有长城,他们可能会零散地发动入侵;有了长城后,他们集中力量发起进攻。秦朝不得不用金钱和丝绸收买匈奴,让他们撤退。中国人不得不绕开匈奴的控制,向更远的西方寻求马匹,并进入我们今天所称的“斯坦”地区——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这一过程不仅塑造了中国西部边疆的格局,也让丝绸之路成为国际交流的枢纽。
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黔山秀水,优良生态环境是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培植后发优势,奋力后发赶超,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总书记对贵州寄予厚望。
据孙彦龙介绍,林下经济激活了“沉睡的资源”。原本闲置或低效利用的林地变成了高效益的灵芝种植基地,10位林场职工在现有采伐的人工落叶松伐根上发展起灵芝种植项目,已种植灵芝4160段,种植面积3.5公顷,预计三年后每年平均产值10余万元。
2024年,南宁市“硬联通”提速,“软联通”提效,“心联通”提质,南宁与东盟国家的交往更加密切。目前,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等国家级开放平台提质发展,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南宁片区、南宁(深圳)东盟产业合作区等加快建设,南宁正成为服务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交往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