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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日下午，习近平来到丽江现代花卉产业园。在展厅，他察看玫瑰、马蹄莲鲜切花品种展示，听取云南花卉产业发展情况介绍。在玫瑰花种植区，他了解智能温室无土栽培技术，同现场村民、技术人员亲切交谈。他还来到玫瑰花分级包装生产线，察看筛选、分级到包装、发货的全流程，对鲜切花通过物流及时外销表示肯定。习近平指出，云南花卉产业前景广阔，要着眼全产业链，从种业端、种植端、市场端不断深耕细作，让这一“美丽产业”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

　　三是加强内外贸一体化政策支持。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前提下，统筹用好现有资金渠道，支持企业开拓市场。落实国内贸易信用保险政策，支持企业采取投保的方式，分散企业贸易风险。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在融资、利率等方面的支持。

　　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恩格斯曾指出，“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新质生产力不同于传统生产力，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强调通过创新推动生产力的质态跃升而不仅仅是规模扩大来促进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把握住了当今世界的变革趋势，深刻揭示了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赏樱潮也带热了武汉的城市旅游消费。各景区人头攒动，游客换装拍照衍生“一条龙”服务；商圈商街樱花主题活动纷呈，樱花文创和特色商品火热；武汉老字号和特色街区推出樱花美食，吸引游客排队尝鲜。数据显示，武汉市内不少赏樱景区周边的酒店，3月下旬的客房预订率已经突破90%。

罗森：这不能简单归结为“墓葬文化”。这种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在古代中国，人们认为墓葬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似。随葬品的设置不仅出于纪念，也为了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早在墓葬体系形成之前，中国人就已经习惯用陶器祭祀祖先。这种祭祀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至今，许多中国家庭仍然会在特定节日用食物、水果、酒等供奉祖先。在西方，过去或许也有类似的习俗，但基督教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一切。要理解这一文化现象，就必须考虑信仰体系对社会的影响。在西方，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深刻塑造了人们的行为方式。而在中国，尽管佛教也带来一定影响，但它从未完全取代祖先崇拜。一个人可以是佛教徒，并同时仍然相信祖先的庇佑，因此他既会向佛祈祷，也会向祖先供奉祭品。并且，这些青铜器，并非专门用于随葬，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同样被广泛使用。随时间推移，这种习俗也发生了变化。到唐代，人们减少了青铜器随葬，而更多地使用陶器。部分原因是青铜价格贵，另一方面，陶器可以呈现出更丰富的色彩。但在整个汉代及更早的时期，青铜器、贵金属制品则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6月21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自然资源部原党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钟自然被开除党籍，涉嫌受贿、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罗森：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更像是为了营销和吸引游客而制造的噱头。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四川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即使到了战国时期，蜀国的文化仍然与中原存在显著差异。直到公元前4世纪秦国征服蜀地之前，蜀地始终未真正融入中原文化圈。不可否认的是，与石峁相比，三星堆的宣传确实做得更成功。同时，三星堆的青铜器造型独特，展现出鲜明的地方风格。三星堆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一颗璀璨明珠，但若从整体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三星堆的影响力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突出。三星堆的确代表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其中的器物风格在中国其他地区较为罕见。但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良渚文化，良渚同样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国有句常话，“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的文化”，三星堆正是这种文化多样性的一个典型案例。三星堆的居民从中原地区学习了青铜铸造技术，但在器物的造型设计上完全遵循自己的审美理念。在我看来，我更倾向于描绘这样一幅图景：中国是一个独立于欧洲和西亚的文明体系，而在这一体系中，石峁遗址的重要性远超三星堆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