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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表示，随着更多客源地的境外游客得以通过更便捷的方式来到中国，了解、感受中国的开放态度、全球胸怀，旅游企业也将结合更多体验性的文化内容，设计丰富多样的出入境游新品。同时，澳大利亚、新西兰也有着很多华人华侨，单方面免签的推出，在方便他们回国探亲访友之余，同时也可以通过旅游，来看看中国发生的深刻变化，体验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文化。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自曝，自2019年以来，该研究所运作资金的10%至12%，和该研究所的约70%的涉华研究项目资金都来源于美国政府的拨款。在2022至2023财年，该研究所收到了近300万澳元(约合190万美元)的美国国务院拨款。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牛向东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朝阳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牛向东利用担任丹东市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丹东市副市长，丹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罗森：以前的教课任务繁重，但其实我一直都在做研究。我眼力很好，擅长观察。我在大英博物馆工作时，就做了很多研究，不过主要是基础性的研究。我首先得弄清楚博物馆里到底有什么，所以，那25年时间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在博物馆的地下储藏室里，一件件地仔细查看那些文物。大英博物馆里的早期中国文物，我几乎都认识。换到现在，那段经历可能很难再有了。当时博物馆的管理比现在宽松，而现在，如果策展人想进文物储藏室，得先获得许可，再向安保部门报备，流程要复杂得多。除了熟悉馆藏，我还要写文章，因为研究工作是获取经费的基础。无论是博物馆，还是大学，资金来源都与研究成果挂钩。此外，我还要策展，要去美国、日本考察不同博物馆的馆藏。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前15年，我的主要精力都在打基础。后来我去了大学工作，生活方式、科研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民群众身处实践最前沿，对实践变化感知最敏感、感受最深切，也最聪慧，只要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能豁然开朗、找到答案。

　　长三角地区一家龙头种企负责人反映，公司投入巨额研发费用，近年来研发出部分突破性品种。然而，他们一大烦恼是反复被侵权，但维权成本高、耗费精力大，且获赔金额不成正比。相关部门多以侵权方获利情况来确定侵权损失，受农作物生长周期、天气等因素影响，加之证据掌握在侵权者手中，有时维权获益较低，打击了真正搞创新的种企积极性。

罗森：彻底颠覆。我的观点是，中国的文明在相当早的时期就已高度发达，并建立在城市或大型聚落的基础上。在英语里，我们将其称为“新石器文化”。你应该听说过杭州附近的良渚文化和渭河流域的陶寺文化吧，这些都是庞大的文化中心，社会组织严密，文化高度发展。然而，后来整个中国地区经历了剧烈的环境变化，一些地方遭遇洪水，另一些地区则因气候恶化而难以生存，人们因此逐渐向黄土高原迁徙。换句话说，气候变化促进了人口的北移。与此同时，北方相较于南方拥有一个显著的优势——更适合牲畜饲养。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们开始饲养牲畜，而这些动物无法适应长江流域那样湿热的低洼环境，只能生存于北方。最早，牲畜经由河西走廊进入中国腹地，最先到石峁地区，然后继续向东扩展，传播到北京以北的大甸子等地。随着时间推移，牲畜在北方广泛传播，并进一步向南扩展，最终到达陶寺。牲畜的引入加剧了人群之间的竞争，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牲畜为生的人，正是后来青铜文明的先驱。也就是说，他们是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文化的前身。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三个遗址所展现出的高度文明。一些中国学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虽然他们的具体观点可能和我的看法略有不同，但他们都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芦山峁、石峁等遗址的建筑风格，在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都能找到类似的体现。也就是说，它们的建筑风格一脉相承，包括夯土台基、墓穴深埋等关键特征。这表明，这些遗址之间存在文化上的连贯性。我特别关注一位名叫张弛的中国考古学者，非常推荐他的研究，尤其是他在《考古》杂志2014年第11期发表的文章《衰落与新生：论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两层经济文化体》。与我不同，他并不特别关注墓葬结构和建筑形式，而是深入研究了黄土高原的人口迁徙以及牲畜的引入。他提出，当时的经济模式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我认为这一观点值得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