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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我认为，我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推动我所在的机构——无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牛津大学——更加重视中国。比如，在大英博物馆资金有限、没有专项拨款的情况下，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使得中国馆得以扩建和改善。学术上的主要贡献，首先是系统整理和记录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玉器，出版了《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在我之前，还没有人如此详细地梳理和研究这批藏品。其次，我认为《莲与龙：中国纹饰》是我写过的最“聪明”的一本书。以云冈石窟为例，其建筑风格实际上受到了希腊和西亚的影响，某些部分饰有涡卷纹，而这种涡卷纹源自西方：你可以在大同的装饰纹样中看到它，但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却找不到。这种涡卷纹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腊，并经由西亚传入中国。我想呈现的是，中国佛教石窟装饰风格的整体演变过程。有些装饰元素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并在本土环境中发展。例如，云冈石窟的一个柱子顶部装饰着被称为“爱奥尼亚柱头”（Ionic capital），这一设计最早诞生于古希腊。明清时期，青花瓷被大量出口到中东，在书的最后几章，我探讨了中东对中国的影响。伊斯兰装饰艺术中出现了中国元素，比如龙和凤，甚至在一些伊斯兰手稿中，也能看到源自中国的云纹。这种交流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莲与龙：中国纹饰》正是探讨这种文化互动如何发生，它不仅仅是单个物品的流动，而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在本土发展，并在蒙古帝国及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下，又向地中海地区扩散。乍看之下，这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它揭示了所有文化交流的深层机制。这种东西方之间的互动模式，不仅体现在石窟艺术中，也广泛存在于陶器、瓷器等领域。

　　未来，双方将以“国企+央企”双轮驱动，创新实践央地协同发展模式，通过跨领域产业合作、人才交流与培养、文旅融合等方面的持续探索，服务大湾区文化建设，创造更多属于大湾区的文化记忆。(完)

　　作为一个古老而持久的文明，中华文明历来注重和平。中华文明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和平性在中华文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儒家强调社会秩序和道德的重要性，由此实现社会和谐与国家稳定。同时，中华文明注重家庭和谐，要求尊重长辈，崇尚亲情，这也是实现社会和平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体的内心修养和道德品质，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贯穿于思想、制度和文化传统中，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价值观，也是推动国家稳定、社会和谐、个体幸福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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