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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充分显示：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时，中华文明总是能够凝聚起巨大力量；在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之时，中华文明又总是能够引领时代潮流、推动社会进步。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关注与日俱增，期待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发挥更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长文明发展史中，中国人民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应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演进历史，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使中华文明的时代价值不断彰显，在全世界产生更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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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0日电 据安徽省纪委监委消息：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启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安徽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大会期间，将配套举办“投资上海”活动周，呈现“1+3+N+X”系列活动。1场开幕式，主会场设在上海中心大厦；今年新增3场企业圆桌会，将分别聚焦民企、外企、央企，交流在沪投资、发展需求、政策供给等话题，进一步释放上海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的积极信号；N场洽谈对接活动，组织与会企业开展项目洽谈、合作对接等；X场主题活动，联动各区开展产业推介、投资分享、项目路演等。

罗森：中国地域辽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在历史上，对动植物和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尽管中国有《本草纲目》这样的医学巨著，但在地质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探索却相对有限。而在欧洲，许多学者早已投身于自然研究。例如，在达尔文之前，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便前往南美，考察并记录当地的动植物、地理和气候。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以来主要专注于经史典籍的研读，而不是自然世界的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科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工匠阶层虽然在木材、陶土、纺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们与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交集，知识难以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流通。而在欧洲，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更强。比如，在一个有多个孩子的家庭中，长子通常继承家业或土地，而其他孩子可能会选择接受教育、进入教会或投身科学探索。像达尔文，他原本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但后来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是自然科学。洪堡也是如此。他们愿意远行考察。这种探索精神在欧洲的航海时代尤为重要。此外，航海本身也是一个技术挑战。相较于大西洋，横跨太平洋的难度要大得多。太平洋面积庞大，风向复杂，季节性变化显著，航行者必须掌握如何借助风力航行。而且，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要精确确定自己的位置，必须依赖精准的计时工具。航海钟的发明正是在伦敦完成的。

　　“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资源，优化完善创新资源布局，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罗森：它更像是一种文化传统。当然，宗教信仰本身也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比如，在西方，基督教信仰体现在去教堂、向上帝祈祷等，而这些行为往往由家庭代代相传。所有家庭都会教育下一代如何在这个世界中生存。远古时期，人们教孩子如何狩猎，后来教他们如何耕种。不过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工业化和现代化正在深深改变我们的社会，个人的选择权越来越大，而各国政府也对此感到困惑。当今世界的社会变迁，经历了两个关键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大城市的兴起，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末至今，数字化成为主要的变革动力。我认为，这也恰恰是中国的一大优势。中国的语言，无论是书写还是口语，都比西方语言更接近数字式的表达。这使得中文能够更容易地转换成数字形式。中国人在数学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如果未来中国引领世界变革，那一定是在数字科技领域。